【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栏】之一 陆卫明 孙泽海：论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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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理论的当代体现，是实现“两大奇迹”的关键所在。从历史维度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重要经验总结。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迫切需要。从文化维度看，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土壤。从制度维度看，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与新时代关于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各项重要制度与具体机制有着历史承继关系，体现出强大的制度力量。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深刻理解新时代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五个维度的理论意蕴，对增强 “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均具有重大价值。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党中央权威；集中统一领导
当前，西方不少人对中国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冠以“新威权主义”的标签而加以污名化。国内也有人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认为权威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甚至与人治、独裁、专制等联结在一起。有的虽然也讲“党的全面领导”，但是却避谈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的甚至把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与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割裂开来。这是思想上的一个严重的认识误区。行动的自觉来自于理论的清醒。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全面解答好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相关理论问题，对“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1](P48)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一、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理论维度
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P85)并把它提高到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重大建党原则”的理论高度。这一重要论断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础与理论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历来把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权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等著作科学地阐述了有关权威的相关理论问题。首先，阐述了权威的概念。“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3](P335)一方面，强加于他人，改变他人行为的强制力量，是对权力的定义，也是权威与权力拥有的共同属性；另一方面，强调权威这种服从更多的是基于对个人或组织的自觉认同与自愿服从，体现出权威的本质特征，是权威与权力的区别所在。简单来说，权威就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并能使成员自愿服从的自然威望。其二，强调了维护权威的极端重要性。从社会化大生产维度看，联合活动离不开权威的在场。“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3](P335)从社会组织管理维度看，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恩格斯曾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么，随后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3](P337)从革命斗争需要维度看，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是关系到革命生死存亡的问题，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其三，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权威与自治的关系。针对以巴枯宁分子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宣扬个人绝对自由、否定权威的言论，恩格斯驳斥说：“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3](P337)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而言，其中的“自治”，相当于“民主”，“权威”相当于“集中”，这实际上反映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是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的有机结合。
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权威观。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有着高度权威“大脑”的有机整体。“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4](P21)这一“比较稳定的集团”就是在斗争实践中涌现的中央领导集体，也是整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大脑”。其一，在激烈的革命斗争年代，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应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4](P4)其二，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条件。“全体党员不分上下都必须无例外和无条件地承认党的纪律!”[5](P202)其三，坚决反对派别活动是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6](P88)最后，注重制度执行，维护制度权威。列宁强调要对破坏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的惩处。“对于那些一再违背劝告、要求和命令而逃避工作的人，必须给予严厉的处分”，[7](P305)决不姑息。
在此，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学中有关权威的理论进行比较与对话，有助于我们更科学地认识权威的实质。两者的相似性在于：就权威生成来看，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指出：“权威是指特定的领导人赢得服从的能力”，[8](P8)“如果一个领导统治是合法的，他就是有权威的”。[8](P9)美国学者罗伯特·A.达尔则认为权威是“高度有效的影响力形式”，[9](P77)把权威的形成看成是让人自觉认同、服从和合法性孕育的过程。就权威的重要性来讲，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指出，“如果不行使一定程度的权威，任何统治系统恐怕都难以存活，因为单独用权力进行统治需要巨大的强制性资源，而这是无法持续的”，[10](P13)把权威视作为政治系统正常运转的关键所在。这些与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有着相类相通之处。两者的区别性在于：对权威的主体而言，西方政治学普遍地把权威主体界定为领导者个体，马克思、恩格斯则超越了这种对权威主体单一性的划分。恩格斯指出：“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3](P337)由此可见，恩格斯明确地把权威主体界定为领导者与领导集体的有机统一，乃至上升到无产阶级政党是权威的主体。就权威和民主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理论认为，权威与民主是辩证统一的，但是西方政治学中的权威理论往往把两者对立起来。新自由主义就看不到权威的“善治”价值，认为权威导致极权、独裁是不可逃脱的历史规律，简单机械地把权威和专制等同起来。这在理论上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在实践上也造成了西方一些国家社会分化严重的无序化状态，甚至引起了政治衰败，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二、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维度
习近平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2](P84) 在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中，使用“重大建党原则”目前仅此一处。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站在“重大建党原则”的高度来认识和总结这一重要历史经验十分必要。
建党之初，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强调：“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1](P2)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11](P167)在这一重要历史文献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词出现了 35 次之多，充分体现了党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视。但在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12](P309)这是中国革命不断遭遇挫折的重要根由。尤其在只会教条的“洋房子先生”的“左”倾路线指导下，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最后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直至1935 年遵义会议，“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13](P9)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才实现了峰回路转。然而在长征路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的权威领导却受到了多次严峻的挑战。如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张国焘不服从党中央的命令，主张南下，与党中央北上的战略相对立。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卓木碉若布洛寺老大殿召开了分裂党和红军的“卓木碉会议”。他在会议上做出了另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14](P230)他还宣告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其分裂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其中，斯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回答说：“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15](P213)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做了坚决的斗争，增强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对军队的直接领导，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红军才胜利到达陕北。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领导又遭到了来自王明的严峻挑战。“王明1937年第二次回国，又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16] (P67)1937年12月，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做报告，抛出了一系列右倾观点，对中央过去一段时期的政策进行了错误的指责，集中在统一战线与军事战争两大问题上，试图架空并孤立毛泽东，重组党中央。王明在主持长江局（中共中央代表团）期间，更是目无党的政治纪律，企图将长江局凌驾在中央书记处之上，基本形成了李德所称作的“第二政治局”。这不仅严重危害了党的团结，还对党的抗日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直到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才终于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巩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为了进一步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17](P766)而且还明确提出了要实现“中央集中统一全国党的领导”[17](P703)的目标。随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对清除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活动，建设一个集中统一的政党起到了关键作用。解放战争时期，针对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无纪律状态，毛泽东要求“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18](P1332)并在全党范围内建立了请示报告制度，以加强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把重视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19](P111)并指出这是党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时强调，“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20](P233-234)正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的权威领导下，我们党才得以领导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特别强调不能否定权威：“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2](P277)同时还特别指出了领导核心的重大作用，“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12](P310)这不仅成了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行动指南，也为新时代“两个维护”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历史证明，实行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与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是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的有力保障，也是解读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21](P2)的政治密码。
三、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现实维度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1](P4)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要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和“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战略视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P4)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
第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更是成为加剧这个大变局演进的催化剂。这表现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1](P14)一些西方国家出于霸权主义的目的，顽固坚持冷战思维，继续以对抗性的世界观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不断炮制所谓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历史终结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并妄图改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长期执政地位。为了在风云激荡的大变局中站稳脚跟，保持战略定力，尤其需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正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发展奇迹，由此产生的极大的溢出与外部效应直接影响了世界格局。在疫情全球流行的形势下，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强有力的正确领导下，率先实现了经济增长“由负转正”，成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为全球经济政治提供强劲发展动力的同时，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第二，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迫切需要。维护与加强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在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坚持正确政治发展方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之一是方向要正确，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决不能犯颠覆性、方向性的错误。只有充分发挥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的强大威力，才能避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与改旗易帜的邪路，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的道路前进。实践证明，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把舵领航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1](P3)其二，战胜发展中各种艰难险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1](P2)这是因为只有充分发挥党中央“定海神针”的作用，才能以足够的政治定力、阔大的战略视野、科学的思维方法，把握大局、总揽全局、应对变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并最大限度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形成统一的思想行动与强大的整体合力，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风险挑战。其三，凝聚全社会智慧与力量。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提升制度设计的系统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充分发挥党的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优势，高效率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有重点地补齐利益短板，“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1](P3)
第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1](P16)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加以强调。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P84)然而“一段时间内，无视党中央权威的现象广泛存在，有些还很严重”，[22](P182)党内政治生活“七个有之”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两面人”现象更是成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破解的问题。有的党员干部囿于西方“国家—社会”的政治二元权力结构范式，对中国共产党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动力作用视若无睹。有的还不尊重党的规章制度，公然挑战党中央权威，甚至发展为分裂党的政治行为。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没有贯彻落实好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关。所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2](P84)以坚持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增强全党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巩固党的全面领导地位提供更为坚实的保证。相反，失去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22](P184)苏联“红旗落地”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放弃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改革新思维下，各级党组织各行其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连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导致苏共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最终黯然退出历史的舞台。
四、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文化维度
江河万里必有源。任何现实活动的发展都要面临历史文化所塑造出的现实基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5000 多年文明史的国度而言，需要深入到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机理与文化土壤，以探析当代政治发展问题。这就有必要深入分析坚持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深厚的中华优秀文化底蕴。
第一，“党中央必须有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的价值底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定于一”的政治文化传统。早在春秋战囯时期，礼崩乐坏，战乱不已，人民生活苦难到了极点。孔子对此痛心疾首，他希望结束乱局，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社会，提出了“礼仁一体”的思想学说。孟子更提出了“定于一”的思想。（《孟子·梁襄王上》）在孟子看来，什么力量能够使天下“定于一”？惟有有大德的为政者。他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而崇尚“以德服人”的“王道”，极大地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
进入近代以来，在紧张激烈的革命战争年代，面对中华民族“一盘散沙”的局面，尤其需要具有高度人民性、先进性、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的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否则中国革命事业便不可能取得成功。革命的重任终于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结论。在紧张激烈的革命战争年代，天下“定于一”的政治文化传统也得到了创造性发展，这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抵御外来侵略斗争、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反对国内分裂势力、维护社会统一等，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确保“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22](P259)并要求党的任何组织和成员，“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22](P184)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与优势所在，而党中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政治方向的引领者、政治体系的统领者、重大决策的决断者、社会治理的领导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比如提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创造新发展格局，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以系统观念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等。这些新部署关乎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实现。顺利完成这些部署，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篇章无一不需要发挥党中央管大方向、定大战略的权威领导作用，否则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会迷失正确的前进方向。
第二，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之治理智慧。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宽广，人口众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很不平衡。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就很难统领起来，就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导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之中。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曾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治理思想（《韩非子·扬权》），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智慧。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汲取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治理思想的积极因素，并加以创造性应用。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时指出：“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23](P297-298)同时他认为要应该照顾山头，照顾各方面。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核心是要向党中央看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都十分关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积累了治国理政经验，主张在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以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另外，要处理好党政关系，大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才是各有分工。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目前，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在这一伟大跨越过程中，我国的治理模式也将由“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渐进式改革向着突出“顶层设计”的推进式改革转变。要坚持系统观念这一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提升国家治理各领域与各环节改革的耦合性，优化各项改革措施配套衔接，做好“顶层设计”，离不开党中央进行布局谋篇。同时，我国的治理模式也由“放权让利”，朝着集中力量办大事、攻克发展中的关键环节转变。这两大国家治理主线的转变在本质上就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四方”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文化蕴藉。中华民族就一直存在着追求大一统的“大同”社会理想的优良传统。《礼记·礼运》中记载了孔子对“大同”社会理想的描述。《公羊传·隐公元年》明确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秦朝的建立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大一统局面。汉承秦制，建立了融制度、文化与价值于一体的大一统局面。此后历经千年，“大一统”政治秩序一直是中国古代主流政治形态，成为书写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核心代码。
到了近代中国，追求“大一统”的大同理想社会，也一直成为了爱国志士仁人的一大奋斗目标。从大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直到孔中山的“天下为公”，均一以贯之，只是他们均未找到实现“大一统”的大同社会的根本途径。尽管如此，对“大一统”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的传统仍然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理想政治秩序的共识，也增进了中华民族政治价值的认同。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同时也汲取了“大一统”的大同社会理想的积极思想因子，并把两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新时代，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他把中国古代文明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2](P119-120)等思想精华看作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并作了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使之成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底蕴所在。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中央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必然居于中心地位。习近平对此有个绝妙的比喻，“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24](P31)在党中央这个“帅”的坚强领导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中华民族朝着伟大复兴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谋划推动“十四五”发展上来，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时代任务。承担这一时代任务的政治保障就是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有依靠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才能确保地方政府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决策，才能阻止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25]畅通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增进全国上下坚如磐石的团结统一，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则天下之势一矣”。[2](P86)
五、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维度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逻辑，源自于党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鉴于张国焘和王明破坏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教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注重从制度入手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并在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党的纪律与党内法规、民主集中制度、党委制、学习制度、请示报告制度等相关制度。通过这些领导制度的建设，铸造起了强大的领导制度力量，不仅对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对新时代建立与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体制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完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设，先后颁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更为坚强的政党提供了规章制度上的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系统阐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时，把“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21](P2-3)置于首位，并正式提出“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21](P5)的要求，为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这就要求我们“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22](P123)完善落实“两个维护”的制度、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等各项具体制度，同时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的8章35条具体要求，不断健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机制。在不断推进制度设计的科学化、民主化的过程中提升全体党员对各项具体制度的价值与理性认识，并增强各项具体制度的可操作性，确保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制可依和有制必依。
第二，完善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要求。发扬党内民主与坚持集中统一领导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不能把两者人为地对立起来。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完善民主集中制也是坚持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条件与应有之义。对此，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强调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是说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22](P229)党中央权威是民主意义上的集中统一的辩证统一体，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对立关系，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偏废。一方面，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认真履行党章等党内法规确定的民主原则和程序的基础上，“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22](P185)使党的意志建立在广泛吸收全体党员意见的基础上，切实增进党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要健全党各项集中机制。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是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必然要求。在集中机制中，习近平特别强调要自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他指出：“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22](P48-49)作为有效集中组织力量，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举措，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在任何时间与地点都应成为领导干部的政治要求。总之，以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权威为党中央权威提供坚实保证，不仅是保证党的路线与方针高效执行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党的肌体生机勃勃，推动党的治理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必要条件。
第三，强化各项具体制度的执行与监督。“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21](P32)然而目前敷衍应付的形式主义的现象在党内依旧存在，导致领导干部在执行各项制度的过程中出现了开“天窗”和找“暗门”等现象。因此，强化各项具体制度的执行与监督就成为了当前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一是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确定以后，干部就成为决定性因素，就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的关键所在。”[26]领导干部处于落实中央决策的指挥中枢位置，直接影响着各项制度的执行效果。领导干部要通过提高自身党性修养，在政治立场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记习近平提出的“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面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2](P84)的要求，做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领头羊”与“带头雁”，确保党中央各项政策令行禁止。提高制度执行效果既需要增强领导干部遵守政治纪律的自觉性，也要强化政治纪律的权威性。这就要求对那些破坏党的政治纪律，“踩‘红线’、闯‘雷区’”的行为，发现一起就坚决查处一起，才能切实防止严防“制度破窗效应”的出现，维护好制度权威。
二是强化监督。强化监督才能使制度执行效果得到保障。这就要求严格依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加快形成以制度为中轴的监督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的建设。在完善党内监督体系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用好巡视监督这一监督利剑。习近平把巡视监督提升到战略性制度安排的高度，强调：“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必须有权威性，成为国之利器、党之利器。”[27](P210)这就需要在巡视范围和内容、巡视方式和程序、巡视纪律和责任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推动巡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挥好巡视监督的监督利剑作用，最大限度消除“山头主义”“自由主义”等党内不良政治生活倾向，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在强化党内监督的同时，也要学会“双管齐下”，构建一套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切实防止监督出现“死角”与“盲区”，真正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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